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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寒:

邓伟,清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
邓伟先生是北京人。据说,在他17岁那年,因表姐在医院工作,他结识了在那里住院的画家李可染先生。最开始,邓伟并不知道老先生是李可染,只晓得是位“老老师”。那时,邓伟对数理化不感兴趣,喜欢画画。李可染便让他和一同前去的一个女孩一起画速写。二人来到医院的后花园,十几分钟后,女孩儿便交了作业离去,而邓伟则守在小湖、假山旁,一画就是几个小时。后来,李可染把自家的地址留给了邓伟,并提笔写了“实者慧”三个字送给他,告诉他“一个实实在在的人,是真正的聪明人,是大智者”。


还在读大学时,邓伟就开始为一些中国文化名人拍人物肖像。那时,他和张艺谋是同学。但与张艺谋不同,邓伟当时摄影最初的想法,是为自己的一些老师和长辈拍照。“朱光潜先生辅导学生时我照相,打太极拳时我也照,他在未名湖畔散步、到小卖部打醋我都照。”此后,在老师与父亲的引荐下,邓伟陆续为梁漱溟等更多学者拍照。这些文化名人大多年事已高,邓伟那时的想法是做些文化抢救性工作。


198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,21岁的邓伟拿着自己的学生证轻轻敲响了钱钟书家的大门。当时,邓伟与钱钟书素不相识,费尽周折才找到了钱钟书的家。“开门的是一位女士,个子不高,样子和善。”邓伟当时并不知道开门的就是杨绛。听说邓伟的来意后,杨绛很客气地拒绝了他。邓伟并没有离开,而是在钱钟书家的门外徘徊,他鼓起勇气,忐忑地再次敲门。开门的仍是杨绛,邓伟磕磕巴巴地想进一步说服她,但还是得到了否定的答案。没有办法的邓伟就在门口站着等,不知过了多久,门又开了,杨绛好像是准备出门。“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?”她吃惊地问。“这样吧,你跟他商量商量。”此时,钱钟书就在杨绛身后站着。


“我就是钱钟书,我们商量一下吧。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。看样子,我是说服不了你的,你倒是要说服我了。”


钱钟书破例让这位执拗的年轻人拍了两张照片。后来,当邓伟把照片拿给钱先生的时候,他看了很久,最后说了一句:“这个就是我。”


我第一次与邓伟先生交流,是在2009年,北京地铁上的偶遇。那天,我背着一台日本产的福伦达R4A旁轴相机,配上了一枚超广角VM21/4镜头,搭乘地铁回家。由于自己的拍摄习惯,在地铁上,我的机器一直处于待命状态,眼神也一直在默默地“搜寻”着值得拍摄的画面。


突然,旁边站着的一个大叔过来看了一下我的相机,然后很直接地问我:“多少度的卷?”


我回答:“400。”


他直起身子,笑着说:“400的卷儿密度不够。你在地铁里用400拍,太暗,拍出来容易糊。”


我其实对这个陌生大叔的态度表示疑惑和不满。一来疑惑他的身份,能随口说出专业的名词来,非等闲之辈;二来我对自己的铁手功自信,心想你又不是我,你怎知我在这样的光线环境下拍起来会糊?于是,我便又答他:“21mm的镜头,地铁车厢内1/15s我就能保证画面不虚。400的C41彩卷,照着1600去拍,最后也还是可以用的。我不做大输出,底扫之后处理,画质不会有太大损失。”


他倒不接话茬,转而探讨起这枚镜头的特点。好在平时有积累一些光学知识和行业情报,我就只好再跟他探讨镜头的品牌、镀膜的发展、不同光学结构的特点等等,二人倒也对答如流。


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跟他聊很多,因为我一直觉得摄影是个很私人的事情,怎么拍,拍什么,拍完做什么,都是我的事,跟别人没什么可聊的。但出于礼貌,我便多问了他一句:“先生,您这么专业,也玩摄影么?”


这大叔拎着一个布的袋子,他提了提袋子的提绳,低头笑着说:“我在清华美院教摄影,我叫邓伟。”


这句话让我倍感亲切,于是回了句:“邓老师好。我也是清华毕业的,我学新闻。”


就这样,如此这般的一问一答,我便结识了邓伟老师。


他比我早几站下车,临走前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,让我有空去找他,我连忙道谢。


回到家,我打开电脑,开始搜索他的作品。当看到冯友兰、梁漱溟、钱钟书、杨绛、贝聿铭、老布什、基辛格、穆沙拉夫、拉宾等人的肖像都是他拍的时候,我这才意识,到刚才遇到高人了。


后来,他在清华办讲座,我也专程跑回去听,受益匪浅。他对于人像摄影的把握,总能在最恰当的角度和环境下,拍下属于这个人最贴切的表情和瞬间。可以说,我后来对于纪实类肖像摄影的创作思路,基本都来自于邓伟老师。


2013年2月4日,邓伟先生因肺癌逝世,享年54岁。


猫舍:

俺娘说:想要勾搭妹子,先要有顶拉风的帽子

来自:時光里 | 映画社